我妈说我这辈子命犯太岁，该出家。
她说完这话的第三天，就带着我上翠屏山了。
那年我十八岁，刚刚高考完，成绩还没出。我不想去，我妈说你必须去，这是你姥姥临终前交代的。我姥姥信佛，活着的时候每个月都往庙里送米送油，我妈说她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家里出个修行人。我没吭声，跟着她爬山。翠屏山在山西忻州地界，不高，但陡，上山的路全是碎石，走一步滑半步。我妈走在前头，背着一个蛇皮袋，里头装着我的换洗衣裳和两袋挂面。她不回头看我，也不说话，就那么闷着头往上爬。
走了大概三个钟头，到了。
不是庙，是个山洞。
山洞在一面悬崖上，离地大概三十米，外头搭了几块木板，算是个平台。洞口不大，弯腰才能进去，里头倒是比我想的宽敞，有个十来平方，靠墙摆着一张木板床，床头供着一尊观音像，像前头搁着个破碗，碗里装着半碗米。洞里一股子潮湿的霉味儿，混着香灰的味道，闻着让人犯恶心。
我妈把蛇皮袋往地上一放，说你就住这儿。我说妈你是不是疯了。她没理我，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布包，塞到我手里，说这是你姥姥留给你的，你好好修行，别辜负她。我打开一看，是一串佛珠，木头串的，磨得发亮，不知道用了多少年了。
然后她就走了。
我站在洞口往下看，看着她一点点变小，最后消失在山路上。我喊了一声妈，她没回头。
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。
洞口有口锅，架在三块石头上，旁边堆着一小捆柴火。锅底下是前头住的人留下的灰，黑的，湿漉漉的，不知道多久没人动过了。我蹲在洞口，看着那口锅，看着远处的山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我想哭，但哭不出来，就是觉得不真实，跟做梦似的。我一个十八岁的小姑娘，刚考完高考，同学都在家里等成绩，等着上大学，我被我妈扔到一个山洞里，说让我修行。
我坐在洞口坐到天黑，山里的天黑得早，太阳一落，四周就全黑了，风呜呜地灌进来，冷得我直哆嗦。我摸黑爬进洞里，蜷在那张木板床上，床板硌得浑身骨头疼。我听见外头有声音，不知道是什么，窸窸窣窣的，像是风又像是别的什么东西。我把佛珠攥在手里，闭着眼，一动不动。
那是我在山上待的第一个晚上，我以为我会死在那儿。
但我没死。
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来了，鸟叫声把我吵醒，我爬出洞口，看见外头的山被日光照得金灿灿的，好看得不像真的。我愣愣地看了好一会儿，肚子叫了。我这才想起来，从昨天上山到现在，一口东西没吃。
蛇皮袋里有挂面，但我不知道怎么煮。在家的时候都是我妈做饭，我连煤气灶都没碰过几回。我蹲在那口锅前头，把挂面掰成一小段一小段的，扔进锅里，倒上水，点着火。我不会生火，折腾了得有半个钟头，烟熏得我眼泪直流，最后总算点着了。那锅面煮出来跟浆糊似的，一点味儿没有，我端着锅，拿筷子往嘴里扒，一边扒一边掉眼泪。
但我还是吃完了。
吃完面，我坐在洞口发呆。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，我妈说修行，怎么修？念经？我不会。打坐？我也不会。我就那么坐着，看山，看云，看鸟飞来飞去。山里的时间过得很慢，慢到你觉得一分钟像一个小时。我把佛珠拿出来，一颗一颗地摸，摸到后来手指头都麻了。
就这样过了大概一个月。
这一个月里，我学会了生火，学会了煮面，学会了用山泉水洗衣服。我开始习惯了山里的安静，习惯了一个人待着，习惯了晚上听着风声睡觉。有时候我会想起学校的事，想起同学，想起还没出的高考成绩。不知道成绩出来了没有，不知道同学们都去了哪儿。我妈走的时候没给我留手机，大概觉得修行的人不需要那个。
第三十二天的下午，我听见有人在哭。
不是风的声音，是人在哭，很小声，闷闷的，像是怕被人听见。
我顺着声音找，在山洞往下大概二十米的一个石缝里，发现了一个孩子。
是个男孩，看着也就三四岁的样子，蜷在石缝里头，脸上全是泥，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。他看见我，往后缩了缩，不哭了，就那么瞪着我，眼睛里全是怕。
我蹲下来，把手伸过去，说别怕，你叫什么名字。
他不说话。
我又说你怎么在这儿，你家大人呢。
他还是不说话，就那么瞪着我，瞪了得有半分钟，突然又开始哭，哭得撕心裂肺的。我把他从石缝里拽出来，他浑身都在发抖，小手冰凉冰凉的。我把他抱起来，他瘦得跟只小猫似的，轻飘飘的没什么分量。
我把他带回山洞，给他煮了碗面。他捧着碗，连筷子都不用，直接用手抓着吃，烫得龇牙咧嘴也不撒手。吃完了，他抬头看我，眼睛亮了一点。
我说你叫什么。
他说石头。
我说你家在哪儿。
他摇摇头。
我说你爸妈呢。
他又摇摇头。
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天快黑了，山里天黑得早，这会儿下山不现实，我只能先把他留在洞里。晚上他睡我旁边，缩成小小的一团，像只小狗。半夜他做噩梦，嗷嗷地哭，我拍他的背，拍了好久才把他拍睡了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带着他下山找人。走了两个多小时，到了山脚底下最近的村子，问了一圈，没人认识这个孩子。村里人说，这方圆十里就这一个村子，要是村里的孩子丢了，不可能没人知道。有个老太太看了石头一眼，说他可能是从外地被人扔到山里来的，这种事以前也有过，山高林密的，又不通公路，扔个孩子谁也找不着。
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。
我抱着石头往回走，他趴在我肩膀上，不哭不闹，乖得让人心疼。我走一步，他搂我一下，好像怕我突然把他扔了似的。
回到山洞，我看着他坐在床上啃我给他掰的半块馒头，心里头翻江倒海的。我自己都顾不上自己，拿什么养他？但我能把他扔出去吗？扔回那个石缝里？扔到山下自生自灭？
我没扔。
我想着先带着吧，兴许过几天就有人来找了。
没人来找。
半年之后，又来了一个。
是个女孩，也是我在山道上捡的。说起来更离谱，那天我在半山腰的泉水边打水，听见旁边树林子里有动静，我以为是野兔什么的，没在意。打完水往回走，路过那片林子，看见路边搁着一个竹篮子。我走过去一看，里头躺着个婴儿，裹着一块红布，脸上爬了好几只蚂蚁。
我当时脑子嗡的一下。
我把篮子提起来，婴儿哇的一声哭了。我赶紧把蚂蚁拍掉，检查她的脸，还好没咬破皮。我四处喊人，喊得嗓子都哑了，没人应。我把篮子拎回山洞，石头蹲在篮子边上看，伸手要去戳她的脸，我把他的手打开，说你轻点。
石头问我，姐，这是谁家的娃娃。
我说不知道。
他歪着脑袋看了看，说那她以后就是咱们家的了？
我没接话。
那天晚上我几乎没睡着，坐在床上看着那个篮子发呆。石头睡在旁边，小手攥着我的衣角。篮子里的婴儿也睡了，呼吸轻轻的，小胸脯一上一下的。
我想起我妈，想起我姥姥。我姥姥说修行是为了渡人渡己，我不知道我这样算不算。我连经都不会念，连佛号都念不顺，但我看着这两个孩子，我觉得我不能把他们扔了。
第二个孩子我给她起了个名字，叫丫丫。
再后来，又来了两个。
时间过得很快，快到我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恍惚。石头上山的时候才三四岁，转眼就七八岁了，能帮我生火、打水、采野菜。丫丫也满地跑了，跟石头后头叫哥哥。老三叫小碗，也是男孩，我是在山下村口捡的，被人放在一个纸箱子里，上头压了半块砖头。老四叫苗苗，是个女孩，跟丫丫一样大，是丫丫在山下玩的时候发现的，蹲在路边哭，问她话她也不说，就跟着丫丫回来了。
我一个人，带着四个孩子，住在悬崖山洞里。
村里人开始知道山上有我这么个人。有人说我是尼姑，有人说我是疯婆子，也有好心的大妈偶尔上山给我送点米和菜。她们管我叫“山上那姑娘”，后来孩子们多了，就管我叫“山上那尼姑”。我不穿僧袍，不剃头，什么都不会，就占了个住在山上、供着观音的名头。但她们不管这个，她们觉得你住在山上、有观音就是修行人，就是师父。
我也懒得解释。
那些年怎么过来的，我不太愿意细想。最难的时候是大冬天，山里冷得滴水成冰，洞里那点柴火根本扛不住。我把所有被子都裹在孩子们身上，自己缩在一边，冷得牙关打颤。石头会爬起来，把他盖的那床被子扯过来往我身上盖，我说你盖你的，他说姐我不冷。他的嘴唇都是紫的，手上全是冻疮，他跟我不冷。
吃的也缺。米面不够，我就去山里摘野果子、挖野菜。有些野菜有毒，我吃了上吐下泻，躺了一整天动不了，石头守在我旁边哭，说姐你别死。我说死不了，姐还没看你长大呢。他哭得更凶了，鼻涕眼泪糊了一脸。
有一年实在是揭不开锅了，米缸见底三天了，四个孩子饿得嗷嗷叫。我实在没办法，把姥姥留给我的那串佛珠拿下了山，去镇上找了一家收旧货的，问能换多少钱。那人看了看，说木头的不值钱，五块。我说行，换了五块钱，买了三斤挂面背回来。
那串佛珠我后来再没见过。
我有时候会想我姥姥要是知道我拿她的佛珠换了挂面，会是什么反应。
也许她不会怪我。
我不知道。
石头十岁那年，我做了个决定。
我不能让他们一辈子待在山洞里。石头该上学了，丫丫也该认字了。我自己高中毕业，成绩还算不错，教他们认几个字还是可以的。但光认字不行，他们得下山，得去读书，得有正常人的生活。
我打算把石头送下山去上学。
但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他得住到山下去，我一个人照顾不了他每天的接送，山路来回四个小时，不现实。我认识山下一个面馆的老板娘，人很好，姓赵，四十来岁，她男人在镇上打工，她自己一个人开着面馆带着儿子过。我跟她提了石头的事，她说行，让石头住她那儿，跟她儿子一块儿上学。
我把石头送走的那天，他跟在我后头，走一步停一步。我说你快点。他没应声。我回头看他，他低着头，肩膀一抽一抽的。我蹲下来，把他的脸掰起来，他满脸都是眼泪，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。
我说石头你干啥呀，又不是不回来了，礼拜六礼拜天你回来就行。
他说姐，我不去上学了，我在山上帮你带弟弟妹妹。
我拍了他一巴掌，说胡说什么呢，不上学你能干啥，跟姐一样窝在山洞里一辈子？
他不吭声了。
我把他送到赵姐的面馆，赵姐的男人刚好也在，人挺和善的，拍着石头的肩膀说以后这就是你家。石头站在那儿，攥着我的衣角不撒手。我把他的手指一根一根掰开，说好好的，姐走了。说完我转身就走，我怕我多待一秒就走不了了。
走出去十来步，我听见石头在后头喊了一声姐。
我步子顿了一下，没回头。
我不能回头。
石头上了学之后，整个人变了很多。第一个礼拜六回来，他兴奋得不行，跟我说学校里有黑板、有操场、有好多好多同学。丫丫坐在旁边，听得眼睛发亮，拽着我的袖子说姐我也要去上学。我说你还小，过两年。她瘪着嘴不高兴了。
我看着石头兴高采烈的样子，心里头说不上什么滋味。一方面我觉得我做对了，让他下了山上了学。另一方面我又觉得难受，他在我这儿住了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见他这么高兴过。山洞里能给的东西，还是太少了。
日子就这么过着。石头在山下上学，丫丫、小碗、苗苗在山上跟着我。我白天带他们采野菜、捡柴火，晚上在洞口点一盏小油灯，教他们认字。没有课本，我就拿树枝在地上写。丫丫学得快，记性好，教一遍就记住了。小碗坐不住，写两个字就跑，我把他拽回来，他又跑，就跟你养的猫似的，你越管他他越蹦跶。
苗苗不爱说话，到现在也不怎么开口。她刚来的时候我以为她是哑巴，后来有一次半夜她做噩梦，喊了一声妈妈，我才知道她会说话。她就是不说。我问过她几回，你家在哪儿，你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，她每一次都是摇头。后来我就不问了。
她大概是不想说。
丫丫八岁的夏天，出了一件事。
那天特别热，闷得人喘不上气来。下午三四点钟，天突然阴了，黑云压过来，雷声轰轰的。我赶紧招呼孩子们进洞，把洞口用一块木板挡上。雨一下子就下来了，不是普通的雨，是暴雨，山里的暴雨，水像泼下来似的，打在石头上噼里啪啦地响。
雨下了快两个小时，天完全黑了。我点着油灯，四个孩子围在我身边，苗苗缩在我怀里，丫丫攥着我的手。我听着外头的声音不对劲了，水声越来越大，还夹着石头滚动的声音。我突然反应过来，泥石流。
我赶紧爬起来，把孩子们往洞里面推，洞最里头有个小拐角，地方不大，但应该能躲一阵子。我让他们挤进去，把自己的被子盖在他们身上。丫丫拉着我不松手，我说你们待着别动，姐去看看。
洞口那块木板已经被冲掉了，雨水灌进来，地上全是泥浆。我看见洞口上方的山体裂了一道缝，泥水顺着裂缝哗哗往下淌。还好裂缝不大，淌下来的土石量不算多，但要是不想办法堵住，迟早把洞口埋了。
我找了一块大石头，抱着往上顶，脚下的泥水滑得站不住，我摔了好几跤，浑身上下全是泥。最后总算把那块石头卡在了裂缝下面，挡住了大部分泥水。我靠在洞壁上，喘得跟破风箱似的。
这时候我听见丫丫在里头喊，姐！姐！
我说在呢，没事。
她哇的一声哭了。
那一晚上我坐在洞口没敢睡，怕泥石流再来。雨下到后半夜才停，山里的水声慢慢小了，安静下来。我走出去看了看，外头的木板平台被冲得七零八落，锅也翻了，柴火全泡在水里。月光照下来，山路上全是冲下来的碎石和泥浆，一片狼藉。
我在月光底下站了好一会儿，做了个决定。
不能再住山洞了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下山找赵姐，把情况跟她说了。她想了想，说她男人有个远房亲戚在镇上做建材生意，也许能想办法搞点便宜的材料。她自己手头有点积蓄，可以先借给我。我说我不能借你的钱。她说你跟我客气什么，石头也是我半个儿子。
她这话说得我心里一热。
后来还是没借成。不是她不借，是我不要。我自己的事情自己想办法。
我带着四个孩子在山上住了将近十年，攒了一点点钱，是山下村里人偶尔给的香火钱，还有一些好心的香客来山上烧香的时候留下的。不多，但够买一些基本的东西。我找村里的大爷帮忙，买了些水泥和砖，雇了两个工人，在原来山洞下方的平地上，盖了两间小屋子。
房子不大，一间睡觉，一间当厨房带吃饭，但比山洞强太多了。有门、有窗、有屋顶，下雨天不用怕漏水，冬天也不用缩在山洞里冻得发抖。孩子们高兴疯了，丫丫在新屋子里跑了一圈又一圈，说姐咱们以后就住这儿了？我说嗯。她扑过来抱住我的腿，脑袋在我身上拱来拱去，跟只小狗似的。苗苗站在门口，东看看西看看，然后转过来看着我，嘴角往上翘了翘。
那是我第一次见苗苗笑。
她笑起来还挺好看的。
屋子盖好之后，我把山洞重新收拾了一下。洞里的观音像还在，我给它换了个新供桌，把破碗换成了瓷碗，点上香，干干净净的。洞口挂了一块布帘子，风大的时候拉上，平时敞着。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回到洞里坐坐，什么也不干，就坐着，听风声，看云。
孩子们问我去干啥，我说我去静静。丫丫说姐你一个人怕不怕。我说不怕。她永远理解不了，我在那个洞里待了那么多年，怕过、哭过、想过逃跑，但后来反而不怕了。山洞对我来说，成了某种说不清楚的东西，它困了我，也收了我。
石头考上了县里的初中，成绩不错，赵姐逢人就夸，说石头是她见过的孩子里面最好学的。我听了心里高兴，但嘴上不说，怕他骄傲。礼拜天他回来，个子又蹿了一截，站在我面前已经比我高了。我说石头你吃什么了长这么快。他咧嘴笑，一口白牙，说赵姨天天给做面吃，吃得多就长得快。
他说姐，等我长大了挣了钱，就接你下山，咱不住山上了。
我说你先管好你自己吧。
他嘿嘿笑，转身去逗丫丫和小碗玩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头有点恍惚。当年蜷在石缝里哭的那个小孩，现在长得比我都高了。时间这东西真怪，一天一天地过，你觉得慢得像蜗牛爬，回头一看，十年八年就那么过去了。
丫丫也到了该上学的年纪。我咬咬牙，把她也送下了山，托赵姐一起照看。赵姐二话没说就应了，说一个也是带，两个也是带。我感激得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她摆摆手说你别跟我来这套，你一个人在山上带四个孩子我服你，这不算什么。
丫丫下山那天，跟石头完全不一样，人家高高兴兴的，背上我给缝的小书包，蹦蹦跳跳就跟着石头走了。走到一半，突然跑回来，往我手里塞了个东西，是一朵野花，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摘的。她咯咯咯地笑着跑了，两条小辫子在脑袋后头甩来甩去。
我低头看着那朵花，花瓣让风吹得颤颤的。
我在原地站了很久。
山上就剩小碗和苗苗了。小碗五岁，苗苗也是三四岁的样子，具体多大我也不知道，反正看着比小碗小一点。两个人天天在山上疯跑，抓蚂蚱、掏鸟窝、追野兔。苗苗跟着小碗，小碗干啥她干啥，跟个小尾巴似的。小碗有时候嫌她烦，说你能不能别跟着我。苗苗不说话，也不走，就那么站着看他。小碗看她那个样子，态度马上就软了，说行吧行吧你跟着吧。
我发现一个规律，不爱说话的人往往最拿捏话多的人。
石头周末回来的时候，会教我一些学校里的东西。我说你考我呢？他说不是姐，你也可以多学点，你当年成绩比我好多了。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成绩比你好。他说赵姨说的，说你当年高考成绩过了一本线，但是你没去上。
我愣了一下，说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。
他都知道了。
我也没多解释。有些事过去了就是过去了，翻出来反而没意思。
高考出成绩那会儿，我已经在山上待了大半个月了。当时我根本没想着要去上大学，满脑子都是怎么活下来。后来过了几个月，我下过一次山，去镇上想给家里打个电话，电话亭排队的人太多了，我在那儿站了半个钟头，突然就不想打了。
打什么呢，说什么呢。说我在山上过得挺好？说我在山洞里冻得半死？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待在这儿？
什么都没意义。
后来干脆就不打了。
慢慢的，我也就不想这些事了。
这些年有人上山来看我，有信佛的香客，有好奇的游客，还有记者。记者来过两回，一次是当地县城的，一次是省城的。他们都很惊讶，说你在山上住了这么多年，一个人带四个孩子，怎么做到的。我没怎么答，我不太会说那些话。他们拍了照片，拍了我住的小屋子，拍了山洞里的观音像，拍了孩子们。省城那个记者走的时候跟我说，你的故事挺感人的，我回去写一篇报道，兴许能帮到你。
我说不感人，就是一个过日子。
他还是写了。
报道发出来之后，确实有一些人来捐款捐物。有个人从太原开车过来，送了一大袋米和两桶油，还给了五百块钱。我说我不要这么多。他说你拿着，给孩子们买点好的。说完就开车走了。我看着他的车尾灯消失在山路上，把那五百块钱塞进兜里，心想这人连名字都没留。
这世上还是有好人的。
但也有一些让我不舒服的事。有个网红模样的姑娘，带着两个摄像师上山来，说要拍短视频，让我配合她摆几个姿势。我说摆什么姿势。她说你就站在洞口合掌念经就行。我说我不会念经。她愣了一下，说那你随便念念也行，后期我们配音。我说不行，这个不行。她不死心，缠了我好一阵子，我始终没松口，最后她黑着脸走了，摄像师在后头小声说，这尼姑真不识抬举。
我不生气。
我只是觉得别扭。我住在这儿，是因为我只能住在这儿，不是为了让谁拍视频。我养这几个孩子，是因为他们被扔在了这儿，不是我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。什么叫抬举？我不需要任何人抬举我。
那天晚上月亮很好，我坐在屋门口看月亮。苗苗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，光着脚丫子走出来，挨着我坐下。她仰头看了月亮半天，突然问了一个问题。
她说姐，你为什么不走。
这是她到山上以来说的最长的一句话。我愣了几秒，说姐走了你们怎么办。
她不说话了，把头靠在我胳膊上，小小的，暖暖的。
月光照在对面的山崖上，白花花的，像洒了一层盐。远处的山一层叠着一层，深深浅浅的，好看极了。这片山我看了十多年，每一个沟沟坎坎我都记得，哪棵树结什么果子，哪块石头下面有泉眼，哪条路通到哪儿，我闭着眼都能找到。
有时候我觉得我就是这座山的一部分了。
小碗有一次跟我说，姐，咱们以后不离开这儿好不好。我说为啥。他说山底下的人太多了，我看着害怕。我说你又没怎么去过山下，你怎么知道人多。他说石头哥说的，山下学校里全是人，四面八方全是。
我笑了，说那你总不能一辈子不下山吧。
他说不下，就在山上待着，养鸡养鸭，种菜。
我摸着他的脑袋，没再说下去。
他童言无忌，不懂什么叫一辈子。一辈子太长，长到你不能提前做任何承诺。
有一年秋天的深夜里，我被一个声音惊醒了。
是脚步声，踩在碎石上，很轻很小，但我听得很清楚。大概是长年独自生活养成的本能吧，我对这类声音异常敏感。我悄无声息地坐起来，仔细听了听。那声音在我们的房子外头，走走停停，然后朝山洞方向去了。
我摸黑下了床，轻手轻脚地打开门，借着月光，看见一个人影，身形佝偻，似乎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。她走到山洞下面，抬头看了看，然后开始往上爬。那个地方很陡，她爬了两步就滑了下来，摔在碎石上。
我走过去，在离她七八步远的地方站住了，说你是谁。
她听见声音，猛地转过头，月光照在她脸上，我看清楚了，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，头发灰白，瘦得颧骨突起。
她说，我来找个人。
我说你找谁。
她不回答了，站在那儿，两只手攥在一起，攥得指节发白。
我说你找孩子。
她没应声，但那一瞬间她的表情变了，嘴唇哆嗦起来，眼睛里慢慢蓄满了水。
我一下子就明白了。
我冷着声音说，你是哪个孩子的家人。
她又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几乎以为她不会再开口了。后来她终于说了，声音小得跟蚊子嘤嘤似的。
她说丫丫。
我带她进了屋，点上油灯。灯光照在她脸上，她躲了一下，用手挡住了眼睛，像是怕被人看清似的。我注意到她的手指粗粗短短的，指节上全是老茧和裂口，是个常年干粗活的人。
我说你喝口水，她摇了摇头。我又说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，她说她在网上看到了那篇报道，看到了照片上丫丫的脸，觉得像，就一路找过来了。
我问她，你怎么确定是你家的。
她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，打开，里面是一块布，红色的，料子跟我当年发现丫丫时她身上裹的那块红布一模一样。她把布翻过来，背面用黑线绣着两个字，针脚歪歪扭扭的，是“念儿”。
她说这是她当年亲手绣的。
我看着那块红布，沉默了很长时间。油灯的火苗被风吹得晃来晃去，照在我们两个人的脸上，影子在墙上摇摇晃晃的。
我说，当年为什么扔她。
她哭了。
哭得一点声音都没有，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，她也不擦，就那么坐着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肩背佝偻着，像一棵被风吹弯了的老树。她说她男人家暴，酗酒，动不动就打她，打孩子。丫丫是第三个，上头还有两个姐姐，生下丫丫之后，她男人看又是女孩，发了疯似的闹。她怕丫丫被打死，就趁着男人不在家，把丫丫抱到了山上，放在路边，躲在树林子后面，看着有人把篮子提走了，才哭着下了山。
她说这么多年她天天都在想，夜夜做梦都梦见那块红布。她后来离了婚，带着两个大女儿搬到了别的镇上，靠给人洗衣服过日子。她一直在找，但不敢大张旗鼓地找，怕前夫知道了去找麻烦。就这么找了八年。
我看着她的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地上，心里搅得厉害。
但我没松口。
我说，丫丫现在过得很好，上学了，成绩好，人开朗，什么都好。你要认她，得她自己愿意。
她慌慌张张地说她不急，她可以等，她就是想看看她过得好不好。
第二天，我把丫丫从赵姐那儿接了回来。丫丫一进屋，看见那个女人，愣了一下，站住了。她看了看她，又看了看我，眼神忽闪忽闪的，预感到什么似的。
我蹲下来跟她说，这个人是你亲妈。
同时把那块红布拿给她看。
接下来那几天，她天天来，来了也不多话，就坐在门口，看着丫丫跟小碗苗苗玩。丫丫一开始不理她，后来慢慢的不跑了，会偷偷拿眼睛瞟她。再后来有一天，丫丫摔了一跤，膝盖磕破了，她跑过去把丫丫扶起来，手忙脚乱地从兜里掏出一块皱巴巴的手帕给丫丫擦血。丫丫没躲，也没哭，就那么看着她。
我看着那个场景，扭头进了屋。
过了几天，石头回来了，我把事情跟他说了。石头已经是个半大小子了，有了自己的想法，他坐在门槛上想了很久，说姐，丫丫要是想跟她走，就让她走吧。
我知道他说得对。
但我舍不得。
最后我跟丫丫谈了一次，就我们两个人，并排坐在山洞外头的平台上，脚悬在空中，底下就是悬崖。我说丫丫，你自己怎么想的，你跟姐说实话。
丫丫低着头，小腿晃来晃去的，晃了好一阵子才开口。
她说姐，那个人，她挺可怜的。
我说你不用可怜她，你只说自己想不想跟她走。
她又沉默了几秒，然后把身子凑过来，把头倚在我肩上，瓮声瓮气地说，我不想走。但是姐，我觉得她一个人好可怜。
我搂住她，没说话。风吹过来，把她头发上的气味吹到我脸上，是她特有的味道，淡淡的青草香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都能闻得到，但我就是觉得特别清楚，清楚到我眼睛一下子就热了。
丫丫到底还是跟她妈走了。
走的那天，丫丫站在山路上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嘴巴张了张，像是想喊什么，但没喊出来。她妈妈站在她旁边，手里拎着一个包，是丫丫在山上用的那些东西，我给收拾的，没多少，几件衣裳，一双布鞋，还有我给她缝的那个书包。
我站在屋门口没动，冲她笑了一下。
她没笑，就那么定定地看着我，眼睛里有种不太属于她那个年纪的东西。然后她转过身，一步三回头地走了。
苗苗站在我旁边，拽着我的衣角，抬头看我。
她说姐，你哭了。
我摸了摸自己的脸，还真是湿的。
我说风大，吹的。
后来丫丫每个月都会回来一趟。她妈妈每次都送她到山脚下，然后她自己爬上来。她跟我说学校的事，说她两个姐姐对她特别好，说她妈现在给人洗衣服挣的钱多了点，搬到一间大一点的房子里住了。她的气色确实一次比一次好，人也结实了，说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，不像以前在山上那会儿，老是一副怯生生的样子。
我听着她兴致勃勃地讲她新交的朋友、新买的文具盒、学校里发生的趣事，心里知道，让她走是对的。我留她，也许能给她吃一口饭，但给不了她更多的东西。她妈妈虽然穷，但好歹是亲妈，好歹在镇上，有学校有同学有正常的生活。一个山洞里长大的孩子，能得到这些，不容易。
我送她下山，在山脚下分手，她抱着我的腰不撒手，我揉她的头发说下个月还回来呢，哭什么。她退后两步，拿袖子胡乱蹭了蹭脸，说姐你等着，她长大了就会来照顾我。
我说好，姐等着。
看着她跑远了，我笑着叹了口气。
傻孩子。
接下来的日子相对平稳。小碗和苗苗一天天长大，石头考上了高中，在县里住校，放假才回来。丫丫上了初中，成绩一直不错，她妈偶尔托人带点腌菜或山下买的小玩意上来，算是心意。我都收下了，她是丫丫的亲妈，我不该拦着她对女儿好。
苗苗年岁渐长，话还是不多，但什么家务都会抢着干。她炒的菜比我炒的好吃，我都纳闷她从哪儿学的。她说看姐做的。我说我看我自己做了这么多年也没你做得好。她歪了歪头，说了句让我哭笑不得的话——姐你做的饭本来就难吃。
小碗在旁边乐得拍大腿，说苗苗你胆子大了，敢说姐做的饭难吃。
我说你闭嘴，你吃的比谁都多。
一片笑声。
山里寂寥，但有孩子的笑声就不寂寥了。那一阵子我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，好像日子会永远这么过下去，平平静静的，不好不坏，直到孩子们都长大离开。
但老天爷大概看不得人太安逸。
转年开春，山里又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
是个中年男人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，裤子上全是灰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胡子拉碴，眼窝陷得很深，一看就是好长时间没睡过一个整觉的样子。他爬了四个小时的山路，上来的时候喘得几乎直不起腰。
我正蹲在门口择菜，苗苗在屋里写作业。他站在院子边上，没敢往里走，就那么站在那儿，两只手不知道往哪儿放，看我的眼神躲躲闪闪的。
我说你有什么事。
他说你好，我叫陈建国。
我说我不认识你。
他咽了口唾沫，脸上的肌肉跳了几跳，声音抖得很厉害。
他说，我女儿，可能在你这里。
然后他抖抖索索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，递过来。我接过来一看，那是一个很小的女孩子，被一对年轻男女抱在怀里，对着镜头笑得天真无邪。
那眉眼，我一看就认出来了。
苗苗。
我只觉脑子里像有根弦被猛地绷直了。我把照片攥在手里，盯着他的脸看了很长时间。他被我看得不自在了，但是没躲，就那么站着，眼睛红红的，等着我说话。
我说你是她什么人。
他说我是她爸爸。
我让他原地等着，自己转身进了屋。苗苗正趴在桌子上写石头上次带回来的作业本，一笔一划写得很认真。我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来，把手里的照片放在她面前。
她低头看了一眼，握铅笔的手指一下子收紧了。
我没催她，就安静地坐在旁边等。她盯着照片看了好像有一个世纪那么长，然后抬起头来，表情出乎意料地平静。
她说是他不要我。
就这五个字，平平淡淡的，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事。
我把她轻轻地搂过来，她在我怀里微微发着抖，但不哭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我忽然觉得这个孩子心里装了太多东西，比她表现出来的要多得多。
后来我一五一十地盘问了他。
他说他当年在工地上干活，老婆在家带孩子。苗苗刚满一岁的时候，有一天他下班回来，发现老婆不见了，孩子也不见了。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被搬空了，床头柜上留了一张纸条，就写了三个字——我走了。
他发了疯一样地找，报了警，登了报纸，找了所有能找的地方。他问我知不知道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，整个人都毁了，再也无心干活，晚上一个人对着空荡荡的房子，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思。直到前几天，他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了几张照片——是跟省城那篇报道一起登出来的，照片里有个小女孩，跟他女儿小时候一模一样。
我问苗苗，你要不要见见他。
她的眼眶红了，然后缓慢地点了点头。
父女见面那一幕我没看。我站在门口背对着他们，听见身后有男人压抑不住的哭声，然后是苗苗低低地叫了一声，爸。
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。
他不是坏人，我能看出来。他手上全是干粗活磨出来的茧子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灰浆，他坐在门口等的时候，佝偻着背，眼睛一直看着苗苗的方向，那个眼神我见过，是丢了魂的人重新看见希望的眼神。
我不能拦着。
丫丫认回亲妈了，苗苗自然也该回到自己爸爸身边。我养了她们这些年，不是为了把她们拴在自己身边的。
苗苗走那天下着小雨。山里的路湿漉漉的，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草木味。她爸爸撑着把破伞，站在门口不停地跟我鞠躬，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，他这辈子做牛做马都会报答我。
我说别叫师父，我不是师父。然后我帮苗苗把东西拎了出来。
苗苗走到门口，突然回过头，说了六个字。
她说姐，我还会回来。
然后就钻到她爸爸伞底下，两个人一高一矮地往山下走。小雨像薄纱，缠缠绕绕地下着，远处的山谷在这种天气里青得发蓝，美得让人说不出话。我一直看着他们，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雨雾里。
那天晚上，我站在院子里，旁边小碗一个人蹲着，地上拉长了一条孤零零的影子。原来四个孩子，现在就剩他一个了。
他踢着石子，忽然闷闷地说，姐，她们都走了。
我说嗯。
他又说，石头哥也好久不回来了。
我说石头哥上高中，忙。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问我姐你不会走吧。
我心里像被人捏了一下。我蹲到他面前，拍了拍他脸上的灰，说姐能走哪儿去，姐哪儿也不去。
他抬头看我，黑眼珠里映着天上的晚霞，将信将疑地咧了咧嘴。
那时候我不知道，他也在害怕。怕我丢下他，怕山上就剩他一个人，怕自己会变成当初被扔在路边的那个小孩。他虽然不说，但我什么都懂。
养孩子的人最懂得的，就是孩子心里那点说不出口的东西。
再往后日子清静了不少。山上少了一半孩子，山洞上方那块菜地缩小了些，一天三顿饭也从做一锅变成了做小半锅。小碗一个人闲不住，整天在山里疯跑，有时候带回来一把野花，有时候带回来一只蝈蝈。他把蝈蝈养在我以前用的破瓦罐里，天天喂菜叶子，说要养到它老死。
我问他在哪儿找的蝈蝈，他说后山。我说后山你不能再一个人去了，那边路不好走，出过事。他说他知道路，摔不了。
结果第二天就摔了。
回来的时候膝盖磕掉一大块皮，血糊了一腿，他咧着嘴，哭也不是，笑也不是。我又气又心疼，拿酒精给他消毒，他疼得龇牙咧嘴，嘴里嘶嘶地抽气，但是硬撑着没哭出声来。
我说疼不疼。
他说不疼。
我说你再嘴硬。
他撇了撇嘴，说姐你轻点嘛。
我下手轻了些。
那段时间我开始认真想一件事——小碗也该上学了。他过了年就快七岁了，认的字还不到一百个。我教他的那点东西远远不够，他需要一个正经的老师，需要同学，需要学习怎么跟人相处。不能再拖了。
我跟赵姐通了电话，她一口答应，说让小碗来吧，跟她小儿子一块上学，互相有个伴。我说我怕他给你添麻烦。赵姐在电话那头笑了，说石头和丫丫我都没嫌麻烦，你这会儿跟我客气什么。
三天后，我把小碗送下了山。
走到赵姐面馆门口的时候，小碗不动了，站在门槛外头，攥着我的手指不松手。我叫他进去，他不吭声，低着头，脚在地上蹭来蹭去。赵姐从屋里出来，蹲下来拉着他的手说小碗，阿姨给你做了臊子面，进屋吃好不好。
他回头看了看我。
我拍了拍他的小肩膀，说进去吧，姐周末来接你。
他这才松开手指，一步一挪地跟着赵姐进去了。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嘴唇抿得紧紧的。
我冲他摆了摆手，笑了一下。
一个人回到山上已经是傍晚了。夕阳沉到了山脊线以下，整个山谷被染成深深浅浅的橘红色。我推开院门走进空荡荡的屋子，灶台是冷的，地上没有孩子们的鞋，墙上贴着的画是丫丫以前画的，泥墙上用粉笔写着小碗歪歪扭扭的名字。
我一个人在门口坐了很久。
这好像还是第一次，山上就剩我一个。
那种安静跟我刚到山洞时不一样。当时的安静是陌生的、空荡的，让人害怕的。现在的安静是熟悉的、沉甸甸的，带着他们留下的味道和声响的回音。空气里还有苗苗炒菜用的那点油烟气，墙角还有小碗捡回来的松塔，窗台上放着丫丫的破铅笔头。到处都有他们。
但到处都是空的。
我站起来，走到了洞里。观音像还在，供桌上的香早就烧完了，覆盖着薄薄一层尘。我在蒲团上坐了一会儿，听着外头的风声和虫鸣。月亮从洞口升起来，银白色的光照进来，好像当年我一个十八岁的小姑娘，把我面前的路照得惨白。
我想起我妈，想起我姥姥，想起那串被我换了挂面的佛珠。
然后我爬起来，找出一把扫帚，开始打扫屋子。扫地、擦桌子、洗灶台，用抹布把那扇格子窗一格一格地擦干净。屋外那口铁锅用了十几年了，锅底很黑，我用石头块一点一点地刮，刮到手都酸了。没有为什么，就是想干活，想让自己忙起来。忙起来就不想那么多了。
我就这么一个人寡淡地过了一阵子。
周末的时候，石头、丫丫、小碗一起回来了一趟。四个人挤在屋子里，叽叽喳喳说个不停，丫丫帮着炒菜，小碗蹲在院子里逗他的老蝈蝈，石头坐在门槛上跟我讲他在学校打篮球的事，说他被选进了校队。他皮肤晒得黑黑的，人也壮实了，说起话来已经有了大孩子的模样，偶尔蹦出几个我听不懂的词，他说是英语。
我坐在那儿看着他被太阳晒得发光的脸，想着当年那个蜷在石缝里的孩子，心里有什么东西一点一点地变暖变软。那个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小不点儿，现在都长这么大了。
第二天我送他们下山，一个一个交代，石头你照顾好弟弟妹妹，丫丫你盯着小碗做作业，小碗你别跟同学打架。他们答应了一圈，然后闹闹哄哄地走了。我站在那里目送，看着石头的书包在他后背上晃晃悠悠，看着小碗拉着丫丫的衣角，丫丫的小辫子在晚风里甩来甩去。
我忽然想起十多年前，苗苗站在门口回头对我说的那六个字——姐，我还会回来。她做到了，他们都会回来。
但我隐隐约约觉得，他们回来了，然后又要走，这就是做姐姐的命。我把他们从一个起点带大，送到另一个起点，我站在原地，看着他们越走越远。
很难说是什么感受。不是不甘心，也不是什么伟大的自我感动，就是觉得，山上的风好像更大了些。
晚上我回洞里坐禅——说坐禅也不准确，我不太懂坐禅，就是盘腿坐在蒲团上，闭上眼睛，什么都不想。我发现什么都不想真的很难，脑子里画面像放电影似的一个接一个，停不下来。石头的哭声，丫丫的红布，苗苗嘴角翘起来的弧度，小碗膝盖上的血痂，我妈的背影，姥姥的佛珠。
这些画面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，转得我头晕。
我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慢慢安静下来了。风声小了，思绪也稀薄了。我忽然有一种很奇怪的感受，好像自己不再是自己，是这座山的一部分，一块石头或者一棵树，被风吹日晒了很长时间，然后慢慢长出了青苔，然后苔干了，裂成土，土里长出新草来。
我睁开眼的时候，天已经蒙蒙亮了。
原来我在洞里坐了一整夜。
几天后，有人敲我的门。
我打开门，外面站着三个女人。年长的那个大概六十来岁，面相朴实，一看见我就弯了弯腰，她身后跟着两个年轻些的，看着像是她的女儿或亲戚。
年长的女人说她姓赵，家在河南，一路问路打听过来的。她不好意思地说，她闺女丢了二十年，有人说在山西这边见过相似的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
我的心往下沉了沉。
我请她们进屋，倒了几碗水。女人喝了口水，从包里掏出一张照片，照片已经旧得起毛边了，上面是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小婴儿，笑得眼睛都成了缝。
她说这是她闺女，孩子刚满月就被人抱走了。这些年她跟老头子跑遍了半个中国，到处找，老头是去年走的，临死前还在念叨着闺女的名字。她说着说着就哭了，她想在有生之年再见她一面，不然死都闭不上眼。
我默默听完，慢慢摇了摇头。我说大姐，我在这里十六年，从来没有见过你照片上的这个人。
赵大姐的脸色一下子就灰了，眼睛里那点火苗一下子灭了。
我忽然不忍心，又补了一句，我说我帮你打听打听，山下村子有个赵姐人脉广，也许知道些情况。
她千恩万谢地走了，临走前给我塞了两百块钱，我死活没收。
那天下午，我坐在院门口的石头上，看着对面层峦叠嶂的群山，想了想那个丢了孩子的妈妈，又想了想丫丫、苗苗的亲妈、苗苗的爸爸。我的山洞一直在接纳弃儿，但我对面的那些山道上，还有多少母亲在寻找她们被偷走、被弄丢的孩子，我不知道。
我忽然想到一件事。
我把山洞清理出来，把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。观音像前重新上了香，蒲团拍过灰，角落里放了一张干净的床褥。我找了一块木板，让赵姐的儿子帮着用毛笔写了几个字：“寻亲者，可在此歇脚。”
把木牌挂在洞口旁边。
我没想太多，就是觉得，这里十多年陆陆续续有孩子被送来，也有母亲找上门，那就干脆敞开门，让那些寻找的人有个歇脚的地方。不管他们找不找得到，至少来了有口水喝，有个地方坐下喘口气。我不能帮他们找到孩子，但起码可以让他们不那么累。
这件事做着做着就大了。
山下村里的人开始传，说翠屏山上那个尼姑把山洞改成了寻亲驿站。一传十十传百，越来越多的人找上门来。有找孩子的，有找父母的，有找兄弟姊妹的。他们爬到山上来，在我这个小屋子里坐一坐，喝口水，吃口干粮，然后把寻人启事贴在洞壁上，留下一张照片，再接着往下个地方找。
如果他们的亲人就在山上，那自然皆大欢喜。但大多数时候不是，大多数时候他们来了，坐一坐，哭一场，又走了。
我多了一个固定的活计——接待这些失魂落魄的人。听他们讲他们的故事，给他们做顿饭，如果他们不嫌弃，便留他们住一晚。山洞里有床褥，小屋子里也能再挤一个人。这些年在这座峭壁之上，人来人往成了常态。观音像前常年供着香，不是为求什么，只是为了给这些翻山越岭的人一点微弱的慰藉。
有人哭着感谢我，有人要给我钱，有人管我叫师父。
我回绝了所有人的钱。我说这不是我的功劳，山洞本来就在这儿，你们来也好，去也好，我不过就是烧壶水的功夫。我住在这里数十年，最重要的教训就是，人活着不是靠钱撑下来的，是靠别人给的那一点点暖意。当年我养那四个孩子，靠的也是一碗水一口饭的善意。赵姐帮过我，山下的大爷帮过我，名字都没留的陌生人帮过我，我现在做的，不过是有样学样。
石头有一次放假回来，看见洞壁上密密麻麻的寻人启事和照片，站在那儿看了很长时间。之后他退出来，坐在我旁边，表情有些复杂。
我说你看什么呢。
他说姐，你是不是又在给自己找事儿干。
我没忍住笑了出来。我说这回不算找事儿，这回事儿找上了我。
他没笑，过了半晌才说，姐你就是这种命。
我说什么命。
他不说话了，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，像是有话堵在喉咙里出不来。
又过了两年。
那天是个初秋的下午，天特别蓝，我没什么事儿，坐在洞口的平台上补衣服。一阵山风吹来，吹得我手里的针线晃了晃。就在这时候，院子外头传来了脚步声。
很多脚步声，乱糟糟的，踩在碎石上噼里啪啦的。
我站起来往外看。
山路上，四个年轻的身影，正朝我的小屋走过来。
走在最前头的是石头，他已经是个正儿八经的男子汉了，比我高了整整一个头，穿着一件白衬衫，袖子挽到胳膊肘，晒得黝黑的脸上挂了汗珠。他后头跟着丫丫，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，头发扎成高高的马尾，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双肩包。小碗走在丫丫旁边，瘦高个，肩膀宽了，下巴上冒出了青青的胡茬，手里拎着两个塑料袋，不知道装了什么。苗苗跟在后头，脸还是小小的，五官长开了，漂亮得让我愣了一下，她头发披着，被风吹得有点乱，手里抱着一束不知道从哪儿采的野花。
四个人站在我的院子里，气喘吁吁的，浑身是汗，互相看了看，然后一齐看向我。
石头咧开嘴，露出一口白牙，大声说了句姐，我们都回来了。
我的针线从手里掉了下去。
我站在那里，像个木头桩子一样，愣愣地看着他们四个站在院子里的样子。山风吹过来，把苗苗手里的野花吹得花瓣纷飞，有几片贴到了我的脸上。
我忽然想哭。
但我忍住了。我已经不是那个会因为煮糊了一锅挂面就蹲在洞口哭的小姑娘了。我弯腰捡起针线，把它们放在凳子上，抬头对石头说，你们怎么约齐了的。
丫丫抢着说她在群里约的，她建了个群，把他们几个都拉进去了，群名叫山洞小队。她说姐你不知道吧，石头哥现在是程序员了，在太原上班，可牛了。小碗在学汽修，手艺特别好，她们学校旁边修车铺的老板天天夸他。苗苗考上了师范，以后要当老师。
我听着她叽叽喳喳地说，一个一个看过去。石头确实有了大人样，小碗手臂上有了结实的肌肉线条，苗苗怀里抱着花抿着嘴角笑得含蓄，丫丫说到兴奋处手舞足蹈，还是当年那个蹦蹦跳跳的样子。
我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小碗把手里那两个塑料袋放到我面前，说姐，这是给你买的。
我打开一看，一个塑料袋里装着两件新衣裳，一件深蓝色的薄棉袄，一件浅灰色的秋衣，料子摸起来软乎乎的。另一个塑料袋里装着几袋饼干、两罐奶粉、一大包红糖，还有一小袋我见都没见过的糖果。
我说你哪来的钱。
他说修车攒的。说的时候低着头，耳朵尖红红的。
我再开口的时候声音有点不对劲了，赶紧清了清嗓子，说你们大老远跑回来，就为了给我送东西？
石头摇摇头，说不止。
他看了看其他三个人，像是在等谁先开口。最后是丫丫憋不住了，往前迈了一步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。
姐，我们要把你接下山。
我愣住了。
丫丫继续说，石头哥在太原租了个两室一厅，够住的。小碗在镇上修车铺附近也有地方，苗苗学校有教职工宿舍，我们商量好了，你轮流住，想住谁那儿住谁那儿，想回山上看看也行，石头哥说他负责接送。
我看着她，又看看石头。石头点了下头，说姐，是时候了。
我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半晌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我往后退了一步，碰倒了身后的凳子。凳子倒在地上，砰的一声，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。
苗苗弯下腰把凳子扶起来，走到我面前，仰着脸看我。她还是不爱说话，但她看我的眼神，跟当年坐在我旁边看月亮的那个小姑娘一模一样。
她伸出手，握住了我的手。她的手暖烘烘的，比我的粗糙多了的手小了整整一圈。她说姐，试试吧。
就四个字。
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。不是那种悄悄滑下来可以拿风大当借口的眼泪，是崩溃式的，捂都捂不住的那种嚎啕大哭。我蹲下去，把脸埋在自己膝盖里，哭出了声。身后那四个孩子安静了几秒，然后是齐齐凑上来的脚步声和温度。好几双手同时扶住了我，丫丫的，小碗的，石头的，苗苗的。
我听见石头说，姐，你怎么了。
我没法回答他，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。是高兴，是委屈，是累，还是忽然意识到这些年一直是绷着的那根弦终于可以松一松了。我一个人站在这里十六年，从十八岁站到了三十多岁，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站成了一个养大四个孩子的女人。没想到有朝一日，是这四个孩子回来接我。
我哭了好一阵才勉强止住。站起来的时候腿麻了，硌得慌。石头和丫丫一边一个地架着我，把我扶进屋里坐下。苗苗倒了杯水递过来，小碗在门口转来转去，嘴里嘟囔着姐你别哭了姐你再哭我也要哭了。
我接过水喝了一口，擦了擦脸，缓了好一会儿，才抬头重新看向他们。他们几个围着我站着，眼睛都是红的，丫丫脸上的妆都花了，小碗往墙角躲，假装自己没哭，但那鼻子尖明明也是鲜红鲜红的。
我忽然觉得很好笑，于是笑了一下。所有人在一愣之后，也都跟着笑了出来。笑着笑着，小碗终于彻底绷不住了，一屁股坐到地上嗷嗷地哭，惹得大家又去拉他，整个屋子里又哭又笑热闹得不行。
等大家都平静下来，我站起身，走到门口，看着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枣树。十六年前我刚到这里的时候，这棵树还没有我高呢，现在树冠已经有屋顶那么大了。
我回头对他们说，让姐想想。
我在山里住了大半辈子。我说不下山，是怕给他们添麻烦，也怕自己不适应山下的生活。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安静，习惯了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，习惯了风吹树叶的声音，习惯了月光照在炕上不用点灯的光线。
但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在屋里坐到很晚，想了很多。想起我姥姥说修行是为了渡人渡己，想起当年蜷在石缝里哭的石头，想起丫丫回头说姐你哭了，想起苗苗刚来时不说话的样子，想起小碗膝盖上流着血却死撑着说不疼的脸。我想到他们在山下一点一点长大，想到自己一天一天地变老。
我忽然发现我小半辈子都在为别人活。十八岁被送上山，是为姥姥的遗愿活。捡到石头之后，是为孩子们活。他们走了之后，是为那些寻亲的人活。
但如果孩子们回来接我了呢，如果他们有这份心了，我不走——会不会反而是另一种自私？会不会让石头觉得自己欠我的，永远还不清？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故事，有人守着不肯离开，成全了自己的执念，却把别人压得一辈子喘不过气。
我不要那样。我养他们，不是为了让他们欠我什么。我养他们，是希望他们能长成顶天立地的人，有自己的人生，不为任何人所困，包括我。
第二天早上，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，我推开门走到院子里。石头已经起来了，正在帮我劈柴。他脱了外套，只穿着一件背心，手臂上的肌肉随着斧头起落一鼓一鼓的。听见我的脚步声，他回头朝我笑了笑，说姐你昨晚上睡得好不好。
我说还行。
然后我站在那棵枣树底下，清了清嗓子，对着屋子喊，都起来！
屋里一阵窸窸窣窣，丫丫揉着眼睛从屋里走出来，苗苗在后面扣扣子，小碗头发乱得跟鸡窝似的，打着哈欠差点被门槛绊一跤。
我看他们四个在院子里乱七八糟地站着——石头还拎着斧头愣在那里，忽然觉得这场面跟十几年前某个早晨一模一样。那时候他们还是小不点，我一声都起来，他们就跌跌撞撞从被窝里爬出来，排着队等洗脸。
我说咱们收拾收拾东西，过两天就动身。
丫丫尖叫了一声，差点跳起来。苗苗抿着嘴笑，小碗跟石头面面相觑，下一秒同时咧开了嘴。石头把斧头一扔，大步走过来，两只大手按着我的肩膀晃了晃，说姐，你可算想通了。
我被他晃得骨头都快散了，说行了你再晃散我了谁跟你们下山。
决定做了之后，事情反而简单了。我们花了一天时间收拾东西，其实没什么值钱的家当，就是些锅碗瓢盆，几件旧衣裳，一摞孩子们小时候的作业本，还有那张观音像。石头说观音像也带上吧，我说太大了不好带，给它留在这儿，有人上来还能拜。
我把观音像重新擦拭了一遍，上了香，双手合十拜了三拜。我不是在拜菩萨，我是在跟这个山洞告别。这个洞收留了我十六年，我冷的时候是洞壁替我挡风，我哭的时候是石头听我哭，我累的时候是这张木板床托着我。它不是个洞，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家。
最后一天，我把洞口的木牌摘下来擦了擦，重新挂上去。那上面“寻亲者，可在此歇脚”八个字已经有些褪色了，但还能看清楚。我回头对石头说，以后咱们有空了，回来看看，给换块新牌子。
石头说行，我包了。
下山的时候是清晨。山路还是那条山路，碎石还是那些碎石，走一步滑半步，但我身边多了四个人，叽叽喳喳的，把清晨安静的山谷吵得跟集市似的。小碗背着我那个破蛇皮袋走在最前头，丫丫和苗苗一左一右地跟着我，石头在后面压阵。
走到半山腰那眼泉水边，我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。远远的能看见洞口，能看见我亲手盖的那两间小屋子，能看见那棵歪脖子枣树的树冠。太阳刚从山脊后面露出半边脸，把整座山染成金红色，跟十六年前我第一眼看见的日出一模一样。
我盯着那景象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把脸转了回来。
苗苗拉着我的手说，姐，走吧。
我说嗯，走。
走了一阵，丫丫忽然扭头大声问我，姐，以后要是有人问你你是谁，你打算怎么说？
我愣了一下。
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。这十几年别人叫我师父，叫我山上那尼姑，叫我那个在山上养孩子的女人，甚至叫我疯婆子。我没有剃度，没有受戒，不会念经，不懂佛法。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算什么东西。
我想了想，拉着丫丫的手，继续往前走。
我说你就告诉他们，那是我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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